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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0-07-09 發布來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矽谷,這個世界創新之都,一直是衆多學者研究的對象。2003-2004年,我受美國政府資助,作爲富布萊特研究學者,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學,研究題目是矽谷區域創新網絡。其間,我經常驅車在伯克利、聖何塞、舊金山、帕洛阿爾托、山景城等城市穿梭,走遍了矽谷的山山水水,訪問了惠普、英特爾、蘋果、思科、甲骨文等衆多科技企業,也數次到斯坦福大學訪問學習。回國後,我幾乎每隔兩年都要回矽谷一次,曾先後走訪了雅虎、谷歌、臉書、特斯拉等這些新崛起的公司。2015年,我還專門到波士頓考察,走訪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塔夫斯大學等高校,並沿著128號公路考察,希望找到波士頓與矽谷這兩個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形成的共同“密碼”。

  《區域優勢——矽谷和128號公路的文化與競爭》(以下簡稱《區域優勢》)一書英文版最早出版于1994年,26年即將過去,矽谷依然處于世界創新之巅。本書作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安納李•薩克森尼安是最早研究矽谷的學者之一,早在1979年她還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碩士研究生時,就曾自信地預測,矽谷的繁榮即將停止,理由是那裏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自然極限,住房和勞動力成本太昂貴,道路太擁擠,盡管公司總部和研究工作可能會保留下來,但大部分的創新企業將在20世紀80年代轉移到其他地方。事實證明,她的預測錯了。

  20世紀80年代初期,矽谷迎來了曆史上最大一波創業浪潮,像矽圖、太陽、康諾、賽普拉斯等一大批科技公司都是在這個時期崛起的。5年後,《商業周刊》也曾在封面故事中宣布,由于來自日本的競爭,矽谷將同底特律和匹茲堡等東部城市一樣陷入衰退。事實證明,《商業周刊》也錯了。到80年代後期,矽谷再次繁榮起來。盡管半導體行業失去了成千上萬個工作機會,但像個人電腦、工作站、磁盤驅動器、軟件、生物技術和醫療電子等新領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以蘋果公司爲代表的計算機産業取代半導體産業,成爲引領全球科技發展的新方向。

  在整個80年代,矽谷的經濟不僅急劇多樣化,而且在地域上不斷擴展,技術活動的空間範圍從聖克拉拉縣擴展到周邊的聖克魯斯、聖馬特奧和阿拉梅達各縣。到90年代,這種繁榮景象依然持續,地域範圍繼續擴大,從多媒體、互聯網的應用到電子技術和生物技術的組合等全新的技術和産品不斷湧現,網景、思科、雅虎、谷歌等企業的崛起,將人類帶進互聯網時代。

  2000年以後,推特、臉書等新生企業成爲新時代的弄潮兒,不僅推動了矽谷的持續創新發展,也將人類帶進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今,特斯拉這個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先鋒,正在推動矽谷向“綠色之谷”轉型,可望帶來全球新一輪的産業變革。

  從人們的一般常識,到經典的經濟理論,都普遍認爲矽谷的發展已經達到極限,但矽谷爲什麽還會繼續興旺繁榮呢?這就是《區域優勢》想要回答的問題。(或許,正是因爲安納李•薩克森尼安當初預測錯了,促使她深入研究矽谷和128號公路,才誕生了本書。)本書的答案是:矽谷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作者認爲,矽谷是一個網絡系統——一個去中心化的産業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生産是由專業公司組成的網絡組織來實現。這些公司彼此之間既激烈競爭,又以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合作,同時還與當地機構(如大學)進行廣泛合作。她還認爲,在這個網絡系統中,最重要的是“關系”。

  這裏豐富的社會、技術和生産關系才促進了該地區創業、實驗和集體學習。這種基于相互關系的網絡系統,就是矽谷的競爭優勢,是促使矽谷持續繁榮的“基因”。正是這種基于本地包容性文化的基因,使這裏的公司能夠超越它的競爭對手,即位于波士頓128號公路地區的競爭對手。相比之下,128號公路是一個由少量大公司主導的集中化的系統,它們抑制了本地其他企業的發展。

  中國和美國都是當今世界的科技大國。在全球科技創新版圖中,美國是科技實力最強的國家,中國是科技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美國的科技創新實力處于全面領先地位,中國科技飛速發展,是新興的科技大國,目前正致力于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雖然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新實力實現了曆史性躍升,與美國的差距正迅速縮小,但中國科技實力仍落後于美國卻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客觀事實。2011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在中美科技競爭中,中國存在兩大明顯短板,一是缺乏世界一流大學,二是缺乏像矽谷這樣的區域創新龍頭。

  正是爲了培育和打造區域創新的“引擎”和龍頭,中國從2015年開始在全國布局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長三角的上海、京津冀的北京以及珠三角地區都被國家寄予厚望,正朝著全球性的科技創新中心城市邁進,但在此過程中也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既需要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加速提升原始創新和核心技術掌控能力,也需要深化實施開放式創新、充分借鑒和吸收矽谷等世界級科技創新中心的成功經驗。在此背景下,《區域優勢》中譯本得以再版,可謂正當其時。無論是矽谷還是128號公路地區,它們在技術進步、創新網絡演化、産業發展等方面的做法或經驗,都對我國加快建設全球科創中心具有啓示意義。

  本書通過對矽谷和128號公路地區發展曆史的系統梳理,比較分析了矽谷和128號公路地區在産業社區、創新網絡以及創新文化基因等方面的異同,深刻揭示了矽谷經久不衰的“創新密碼”,那就是根植本地的産業創新網絡以及蘊藏在産業創新網絡中的獨特創新基因。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學、蘋果等創新“引擎”企業,以及政府管理部門,通過與大量風險投資、各種專業服務機構、行業協會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系,孕育了矽谷獨有的産業社群和創新網絡。

  矽谷的“成功之道”雖有其獨特之處而不可複制,但對我國正在建設的全球科創中心無疑具有重要啓示意義。本書對矽谷成長爲全球科創中心的發展曆程進行了詳細描述,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全球科創中心的一些共性特點:企業、大學、政府等關鍵創新主體是全球科創中心形成的核心驅動力,風險投資、專業性服務機構、行業協會等創新要素是全球科創中心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支撐條件,完善的創新基礎設施和開放包容的創新文化則爲全球科創中心不斷孕育新企業、新技術和新經濟提供了雄厚的土壤。

  從矽谷的發展曆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建設全球科創中心既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個持續過程,必須通盤考慮、久久爲功;既要充分發揮創新企業、大學、科研院所、政府管理部門、專業技術機構等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也要注重風險資本的可得性、基礎設施的通暢性和創新資源的豐裕度;注重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氛圍,通過培育根植本地的創新網絡,引領和支撐全球科創中心發展。

       一要加快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本土创新“引擎”企业。只有成长出一批世界级的创新“引擎”企业,一座城市或地区才真正称得上是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因为这里培育出了惠普、英特尔、苹果、谷歌、思科、甲骨文、推特、脸书、特斯拉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企业。因此,中国的科创中心建设,必须着力培育基于本土的科技创新“引擎”企业。正如本书中“硅谷之父”特曼教授所说的:“一个强大、独立的产业必须开发出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对于依赖于引进智力和二手思想的工业体系来说,永远摆脱不了向霸主称臣的附庸地位, 而且注定了其在竞争中永久的劣势地位”。当然,“引擎”企业的形成是以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为前提的,像惠普、苹果、谷歌等众多全球性企业最初都是从两三人的车库企业发展起来的。我们需要给小微企业足够的生长空间,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平等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让大量中小企业通过自然生长、残酷竞争、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最终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
 
       二要着力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对城市和区域科技发展具有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创新培育和人才集聚四大功能,被称为科创中心形成之“锚”。硅谷地区集中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圣荷塞分校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大学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推动硅谷发展的许多新技术最初都是诞生于这些大学。大学为硅谷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人才。例如,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的博士、硕士毕业生,有90%以上都在离学校50千米以内的地区就业。这些大学还将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教师和学子吸引到这里,使硅谷成为全球优秀人才集聚的高地。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集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别达31名和18名之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斯坦福大学师生已累计创办近万家企业,每年产生的收益高达3万亿美元,共创造了500多万个工作岗位。斯坦福大学校友创办的企业一直是硅谷科技产业发展的旗帜。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斯坦福就不会有硅谷。
 

  三是積極培育包容性的創新文化。矽谷持續繁榮的基因根植于包容性的創新文化。這種文化具有推崇創業、寬容失敗、鼓勵冒險的價值觀,其核心是激勵成功、寬容失敗。包容性創新文化的核心體現在以人爲本、尊重個性,使知識精英在兼容並蓄的文化氛圍中找到發揮才能的舞台。只有包容性的創新文化,才能夠持續吸引高素質人才,並有利于人才的成長,最大限度激發人的激情與活力,爲施展才幹提供更多的機會、更大的舞台,從而促進初創公司繁衍和高水平創新成果産生。此外,開放的文化氛圍也能爲優秀科技人才,提供思想交流、觀念碰撞及競合兼容的環境,促進隱性知識的溢出與新知識、新思想的産生。創新嵌入于特定文化中,真正具有創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化是城市可持續創新的內在力量。如果文化要素無法與其他要素協同發展,就可能成爲城市或地區邁向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一道“鴻溝”。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就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文化再造工程。

  作者:杜德斌,華東師範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院長、教授,教育部戰略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院長,上海市軟科學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國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約專家。文章觀點不代表本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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