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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0-07-09 發布來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現在大家對“戰略性新興産業”這個詞,或許都耳熟能詳了。但常常聽到有人說“戰略性新興産業只是業界的一種說法”,這其實是一種錯誤認識。
 
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就已正式提出“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概念,明確要求“把戰略性新興産業培育發展成爲先導性、支柱性産業”。同時,還列舉了一些具體的産業領域,如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可以說,戰略性新興産業是繼高技術産業之後,對“頭部産業”發展作出的新概括。
 
“十三五”規劃進一步增加數字創意産業,並將它們整合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生物技術、綠色低碳(節能環保與新能源)、高端裝備與材料(高端裝備制造與新材料)、數字創意等六大産業領域。2018年,國家統計局發布戰略性新興産業分類,又加入了相關新興服務業(領域)。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最後一年,明年將開啓“十四五”規劃。可以期待,在“十四五”規劃中,戰略性新興産業將會增加新的內容,也可能有新的概括。
 
大致來看,戰略性新興産業集中體現了以下幾個特征:其一,高科技含量。戰略性新興産業在內涵上與高技術産業是一致的。其二,先導性、支柱性。戰略性新興産業對産業轉型升級具有先導性,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支柱性。其三,能夠滿足重大需求。戰略性新興産業可通過改變産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狀,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從互聯網化到數字化

蘊藏了化危爲機的各種可能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經濟社會運行帶來了巨大考驗。具體到産業發展,一個基本判斷是,戰略性新興産業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疫情將倒逼産業轉型升級。兩股力量的合流預示著,疫情後戰略性新興産業有能力化危爲機,加速引領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事實上,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危機時有發生。有些危機是源于經濟運行本身的問題,有些則是因爲戰爭、疾病等突發事件而導致的。在程度上,危機的影響不盡相同,但如何盡快恢複經濟生産、實現社會正常運行,是危機後的頭等大事。在這個過程中,産業發展常常面臨新一輪的挑戰和機遇。

以2003年的非典疫情爲例,當時對中國産業發展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旅遊、交通運輸、商業零售、餐飲、會展等領域。由于整個疫情發生的時間不是很長,非典過後,因疫情被抑制或延遲的消費需求、消費力再趨活躍,中國經濟重新駛入“快車道”。

即使受非典影響較大的一些産業,也不全是負面影響。相反,非典疫情大大加快了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催生出更多的網上交易和電子商務。其中,“非接觸經濟”使第三産業的構成發生很大的變化,也促使很多企業改變了傳統的管理模式、營銷方式和服務方式。

當前,按照中央要求,非重點地區的複工複産正在有序推進。我們看到,在第五代移動通信(5G)等新技術的支持下,物聯網、遠程醫療、視頻會議與在線辦公等已經並將進一步得到迅速發展;用戶行爲習慣的改變,在疫情結束後有望得到延續,或將促進相關優勢産業的發展壯大。

可以说,從互聯網化到數字化,蘊藏了化危爲機的各種可能。同时,无论从市场容量、产业成熟度和人力资本情况来看,中国仍然是国际资本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热土。

近年來,戰略性新興産業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數據顯示,2018年,戰略性新興産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19%,占規模以上服務業主營收入的比重超過25%。2010年至2018年,全國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7.1%,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高8.7個百分點,比GDP增長高9.6個百分點。

進一步的研究顯示,近10年來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拉動作用。正是這一高速增長,有力地對沖了其他領域的下行壓力。

從空間上說,戰略性新興産業集中分布于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作爲産出的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源自創新創業。創新創業和新興産業都具有集群的空間特征,這是被實踐證明的,也是被實證研究證實的。

所謂創新集群和新興産業集群,特指某個物理空間聚集著別的地方難以模仿的創新創業資源,並由此培育出新創企業和新興産業。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形成創新集群、新興産業集群。創新需要若幹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如人才、資本、基礎設施、創新生態甚至氣候。這些要素和條件要同時存在且均衡配置,要求近乎苛刻。

所以,創新集群和新興産業集群一般生成于某個中心城市,分布于全球爲數不多的幾個地方。所幸,在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成都等地,就擁有發展創新集群和新興産業集群的巨大潛力和光明前景。

 

在創業創意中不斷催生新的

産品、服務、業態、行業

 

戰略性新興産業究竟如何化危爲機?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來看看戰略性新興産業的“上下遊”。

在以制造業爲主導的年代,我們有基礎産業和加工産業的分類。前者通常稱爲上遊産業,後者就是下遊産業。

一般認爲,基礎産業是指在國民經濟中處于基礎地位、對其他産業發展起著制約和決定作用的産業群,如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等部門。一國基礎産業越發達,國民經濟發展後勁越足,國民經濟運行就越有效,人民生活就越便利,生活質量也就越高。因此,要使國民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首先發展基礎産業。過去40多年來,中國經濟在衆多發展中國家中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與基礎産業的發展有關。

至于加工産業,主要是指對采掘業産品和農産品進行加工、對加工産業産品進行再加工、對零部件進行裝配以及修理加工産品的産業部門。

這一分類方法同樣適用于戰略性新興産業,它也有類似的基礎産業、加工産業之分。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基礎産業包括數字基礎産業、綠色基礎産業和公共服務基礎産業。最近有一個熱詞“新基建”,就與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基礎産業是基本吻合的。

新一代信息技術呼喚相應的新一代基礎設施産業。具體來看,數字基礎設施包括三大類基礎設施:一是信息網絡,二是大數據中心,三是網絡信息安全保障系統。

信息網絡是重中之重。現階段,信息網絡建設的四大方向是第五代移動通信(5G)、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窄帶物聯網和北鬥導航。

其中,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具有高速率、大容量與低延時特點,爲新一代通信技術發展打下了關鍵性基礎;互聯網協議第六版比上一代提供了更多的IP地址,還具備更高的安全性,正在打開新一代互聯網的廣闊發展空間;窄帶物聯網利用窄帶LET技術承載物與物的聯結,有望實現萬物互聯,進而促成物聯網崛起;北鬥導航對中國導航技術自主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到2020年將實現全球覆蓋。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無論從主觀願望還是客觀效果來說,綠色可持續發展都成爲必要。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相對于人口急劇增長和經濟規模擴大,綠色基礎産業建設嚴重滯後。

傳統上,城市環保基礎設施包括汙水處理、垃圾處理、集中供熱、燃氣供應與環境綠化等。應該說,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這些設施的建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綠色基礎設施作爲城市環保基礎設施的擴展與升級,不僅涵蓋城市,也涵蓋城市以外的廣大地區。

在美國,綠色基礎設施被定義爲國家自然生命保障系統,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網絡,包括水系、濕地、林地、野生生物的棲息地及其他自然區,綠色通道、公園及其他自然保護區,農場、牧場和森林,荒野和其他支持本土物種生存的空間。可見,綠色基礎設施是基礎設施建設的新亮點,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趨勢相呼應。

再來看公共服務基礎産業,此次疫情暴露了公共衛生體系兩個方面的短板。在“軟”的一面上,主要表現爲前期應急反應有一定的滯後。這是一個有待優化、完善和改革的課題。在“硬”的一面,主要表現爲公共服務基礎産業尤其是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不足。

在公共衛生和醫療領域,按人均計算,我國無論是醫院、病床和設備數量,還是醫生和護士數量,都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甚至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在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更爲短缺。

當然,公共服務基礎産業還包括教育、文化、體育、社區服務設施等。它們一起擔負著推動社會發展的重任,還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

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下游产业又包括哪些呢?例如,数字创意产业领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下游产业,还有游戏娱乐与体育融合的电子竞技产业等。这一下游产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持续的创业创意过程中不断催生新的産品、服务、业态和行业。

 

基于“轉型重生”和“無中生有”

延伸産業鏈價值鏈

 

以上通過類比,介紹了戰略性新興産業的“上下遊”,這主要是從産業格局的角度來說的。戰略性新興産業之所以能夠化危爲機,還在于其顯著地表現出“轉型重生”和“無中生有”的發展特征,由此就構成另一個基本格局。這一特征和格局的形成,與新科技推動戰略性新興産業的不同路徑有關。

一個路徑是新科技作爲一種驅動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産業,促使其轉型升級。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广泛使用,会引发产业运作方式的显著改变,使旧産品、旧服务转变为新産品、新服务,使旧产业重生为新产业。

例如,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激光雷達、毫米波雷達等技術的深度使用,助力傳統汽車向無人駕駛汽車演進。由此,圍繞傳統汽車形成的産業生態將逐步被顛覆,從而形成以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爲主要內容的新興汽車産業及産業生態。

傳統産業在與新科技融合後的生産率提升、成本降低、競爭力增強、市場規模擴大、盈利狀況改善等,反過來又會帶動對新科技的需求。

另一個路徑是新科技直接轉化爲可供銷售、消費的産品或服務。當這些産品或服務的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新行業。

例如,從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而來的雲計算服務、大數據服務,從虛擬現實技術發展而來的虛擬現實頭盔、眼鏡以及虛擬現實視頻,智能傳感器與互聯網結合而形成的可穿戴設備、智能家居,機器人技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的服務機器人、手術機器人,生命科技産業化形成的基因測序、精准醫療服務,等等。

經過4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中低端産業得到了充分發展,甚至可以說達到了飽和乃至出現過剩。但是,高端産業的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産業結構的現代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由此,産業轉型升級勢在必行。

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將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以産業的現代化力促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更爲重要的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可以延伸産業鏈、價值鏈。隨著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的普及,互聯網網速將成倍提升,“互聯網+”和“數字化+”的能力將大大提高,進而催生物聯網的實質性發展以及人工智能、區塊鏈、金融科技的普及應用。在這一背景下,産業鏈、價值鏈都將重構和延伸,對國民經濟會産生難以估量的引領作用。

“轉型重生”和“無中生有”可以說是戰略性新興産業化危爲機的兩大絕招。某種意義上講,戰略性新興産業所起的不是物理反應,而是一種化學反應。如果引導發展得當,會産生具有顛覆性創新意義的新動能。這正是其能夠化危爲機的奧秘所在。

當然,戰略性新興産業本身還處于發展過程中。未來,可從産業組織、産業生態和産業政策三個方面對其進行提升。尤其是在産業生態上,要進行思路轉換。

産業生態的核心是創新生態。如果將之前的創新範式比作目標明確的“工廠”,那麽現在的創新生態就是衆多“物種”雜居、有可能産生新物種的“雨林”。與此前的機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創新範式不同,“雨林”範式具有多樣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動態性特征。在“雨林”型創新生態中,新的科技創新成果會在一定的概率下産生,進而産出新産品和新服務,形成新興行業。

創新生態和産業生態的質量是由連接創新主體、相關要素以及創新環節的各種“鏈”所決定的,即相互聯系和依賴的産業鏈、配套鏈、供應鏈、服務鏈和社交鏈等。因此,各種政策措施要有利于與“鏈”有關的初創企業、服務機構和政府部門良性互動。唯其如此,産業生態才能高效率、高質量地運作。

 

 

作者:陳憲,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市場學會副會長。本文來源于上觀新聞。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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